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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科学家如何在大工厂生存?腾讯自建实验室的生存规律

记者 | 崔鹏

编辑 | 文姝琪

在过去20年中,无论是QQ、微信还是游戏,腾讯的业务始终面向最广泛的网民群体。

上市公司每个季度要向股东交出令人满意的财报,通常都以追求营收增长为核心目标。但少为人知的是,腾讯在公司内部组建了超过30个实验室,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科研,而不是赚钱。

诺基亚衰落的案例已经说明,即便是全球领先的科技巨头,也会在科技变革浪潮中被迅速淘汰,腾讯高层始终对此充满警惕。

将大量金钱和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工作,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回报,考验的是腾讯内部的宽容度,以及管理团队的耐心。

腾讯组建实验室的规划最早始于2007年的腾讯研究院,它的规划与后来阿里的达摩院类似,都来自管理团队的顶层设计。

不过这种高举高打的项目探索并不成功,腾讯研究院在5年之后就被拆分,使命告一段落。

2016年,谷歌用一场AlphaGo的围棋秀,将DeepMind和人工智能带到舞台中央,备受刺激的国内各大公司纷纷组建人工智能实验室,大肆招兵买马,意图参与全球竞争。

在网民心中鼎鼎大名的商业公司,在科学家群体中却没有太多号召力。对于习惯招揽商业人才的企业高管来说,如何寻找优秀科研人员也是个难题。

如果说科学家代表纯粹的理想主义,那企业家就代表着务实的商业优先,而理想与现实摩擦的结果,通常决定着一家实验室在大公司内部的命运走向。

在这个互相试探的过程中,有人失望离去,有人如鱼得水。久而久之,哪些科学家能适应腾讯文化,哪些难以在公司体系内生存,高管团队的判断越来越清晰。

随后机器人实验室、量子计算实验室和AI Lab等三十多个实验室相继诞生,在它们之中,既有创业团队自下而上突围的案例,也有管理者顶层设计的结果。

在接近15年的实验室建设历史中,腾讯遇到过不少挫折,也收获很多经验。随着中国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竞争力的提高,未来将有更多公司雄心勃勃,试图在技术突破上引领趋势,前行者的案例值得参考。

搞科研,腾讯是认真的么?

2016年AlphaGo让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成为行业焦点,各大头部公司开始组建相关实验室,其中就包括百度的深度学习实验室和增强现实(AR)实验室,以及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这场人与机器的对弈,也让腾讯高层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立刻下令在海外市场招募高端技术人才。

早在2016年夏天,西雅图一个联合办公区就出现了腾讯的Logo。阿里巴巴也在西雅图开设了AI实验室,大家的目标都是招募人才。

创新工场CEO李开复、百度总裁张亚勤以及原金山CEO张宏江曾经在一场国内会议的圆桌中进行讨论,主题是“微软是AI的黄埔军校”——他们全都有微软工作背景。

2017年4月初,在深圳IT领袖峰会上,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说:“李彦宏和马化腾经常来挖我们的人,马云也挖……现在Pony(马化腾)也开研究院,唯一做的不对的就是开到微软门口去了” 。

马化腾一脸诚恳的表示,“过去一年我们也招了挺多人,我们在微软总部西雅图还设了一个实验室。因为很多微软的人不愿意离开西雅图,所以我们就在旁边设,没办法,人才就是这样。”说着说着,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

当时腾讯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与竞争对手相比并无优势,很多科学家对这家港股公司的了解程度并不如阿里巴巴等美股上市公司。

马化腾曾经透露称,为了邀请一位外籍科学家加入,腾讯招聘负责人专门做了PPT给科学家介绍情况,内容甚至细到在深圳幼儿园要怎么上,为科学家消除后顾之忧。

真正的顶尖人才,考虑是否加入腾讯的顾虑很多,一些候选者会评估腾讯投入某个科研领域的决心和力度。

医疗AI科学家郑冶枫曾在西门子美国实验室工作多年,他第一次面对腾讯招聘负责人的邀约时,态度非常犹豫,不知道腾讯投入医疗科研的决心有多大。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互联网公司的战略变化非常快,今天想做一件事情,也许明天就转型了。”直到与汤道生充分沟通后,他才决定回国加入腾讯。

2017年,还有三位T5级科学家先后加入腾讯,分别是负责量子实验室的张胜誉,负责音视频(多媒体)实验室的刘杉,以及负责优图实验室的贾佳亚。

这三位科学家进入腾讯之后,以BG(事业群)的名义举办了一场论坛,首度代表腾讯在业内发声。

在人工智能领域,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正值国内头部科技公司激烈争夺科学家的节点。谁能抢到人才,谁就能夺得先机。

张正友是世界知名机器人科学家,同时是ACM Fellow和IEEE Fellow。2017年底,前任腾讯副总裁姚星找上门来,希望他加入腾讯创办机器人实验室。

随后张志东、刘炽平、奚丹、汤道生和卢山等前任和现任总办高管都与他面谈沟通,几位大老板向张正友承诺,实验室不需要马上做出产品,重点在于技术突破。

微软知道消息后,用80级Technical Fellow的条件挽留他,但并没有成功,张正友最终选择回国。

腾讯总办里面技术出身的高管很多,有时也会与科研工作者产生共鸣。

刘杉给马化腾做过几次多媒体实验室的汇报,无论内容涉及标准制定还是新技术落地,马化腾都会提出相关问题。刘杉说,这让同去汇报的其他同事非常吃惊,原来老板也知道这么多细节。

伴随着大批科学家加入,腾讯目前的两大实验室矩阵都在2017年前后确立雏形——包括人工智能实验室矩阵和前沿科技实验室矩阵。前者包括AI Lab、优图实验室和微信AI实验室,后者包括机器人、量子计算和5G/IOT等实验室。

如何在大公司内部活下来?

在腾讯超过20年的发展过程中,内部有很多创新产品,在诞生初期鲜有关注,最终却能成功突围,让管理层改变战略规划——QQ、微信和《王者荣耀》的路径都是如此。

这是典型的腾讯式生存法则,优图实验室虽然并非C端(面向消费者端)产品,成长轨迹却并无二致。

它的前身是一支5人团队,成立于2008年,主要开发桌面软件,市场空间非常有限。这种存在感稀薄的小团队在腾讯内部非常多,很容易在组织架构调整中默默消失,不会引来多少关注。

在一家C端公司内部搞科研,优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向公司证明这些技术的价值。

2012年优图开发出图片二次压缩技术,能显著降低带宽流量。对于拥有QQ、微信等大体量社交产品的腾讯而言,它能节约很多资金和存储资源。

但想在腾讯这家大公司内长久生存,不能只做锦上添花的功能,实验室需要解决更加刚需的问题。

优图最终选择的攻坚方向是计算机视觉这个前沿领域,它所依赖的深度学习技术,即便对科技公司而言,当年也比较陌生。

所以在调整方向之后的三四年,这条赛道并不被外界看好,但现任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一直在支持团队发展,没有给团队制定很高的kpi。

2016年,AlphaGo让深度学习成为行业热点,大部分公司才开始着手组建团队,而那时优图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开始向腾讯内部众多产品的游戏系统和算法推荐系统等输出技术支持。

贾佳亚进入优图后曾经说,做技术的人不能躲在后端,在腾讯的技术人员更是如此。

很多技术人员刚进腾讯时,都想用技术亮点做单点突破。但腾讯的立足之本是满足用户体验,对技术的产品化落地有很高需求。

2018年优图实验室首次对外界公开亮相,给出的研究标准就是“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可以用到”,这里已经包含着明显的产品实用倾向。

腾讯930变革后,优图被划入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从支持C端产品,转型支持B端服务,通过腾讯云和微信平台输出视觉AI能力,在金融、零售、物流和文旅等领域落地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优图扮演的是中台支撑角色,由实验室方面提供数据、流程化管理和中台计算环境,其它技术人员重点关注生产力转化即可。

在腾讯930变革之前,公司内部很多业务线都不知道优图能做什么,不同BG和产品线通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技术方向大都趋同。

这些业务部门与优图合作后发现,对方的服务在准确度、稳定性和执行效率上都更高,所以逐渐放弃自研,转而直接调用优图的服务。

与优图类似,多媒体实验室在内部也经历过从少有人知到广受欢迎的过程。

2020年7月,腾讯多媒体实验室参与制定的H.266/VVC视频编解码标准宣布编辑完成,在这项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腾讯提出的100多个提案均获得采纳。在参加标准制定的上百家机构里,腾讯的成绩处于领先位置。

这种成绩在大公司内部极具说服力。2019年之前,刘杉的团队通常是主动找业务线寻求合作,但在去年,主动找实验室合作的业务越来越多。

另一个需要科学家们解决的生存问题是,在商业公司内部做实验室,如何平衡长期科学研究和短期商业化的冲突。

申请了多少专利,提出过多少产品解决方案,接入了多少业务线,为多少客户提供过技术落地,这些能用数据来量化的维度,都被用于衡量一家实验室在大公司内部的价值。

现在优图每年都发表几十篇顶级会议的论文,对于一家实验室来说,这个成绩足够证明它的价值——但想在商业公司内部长期立足,它还要贡献更多。

比如优图会主动要求公司对自己进行商业化考核,帮助CSIG各项业务战胜友商,拿下客户订单,领导们就能感受到自家实验室的技术确实比对手强。

优图对商业环境的适应能力,从它独特的人员构成上也能窥探一二:有研究人员专攻基础技术研发,有工程人员将研究成果包装成SDK或者标准化服务,有负责QA的人员评估行业解决方案,还有行业架构师进行支持。

这种新的形态,与传统意义上全是科研人员的实验室已经完全不同。

要落地,也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价值

科学家在大公司内部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技术产品化。

腾讯实验室内部有一个目标是“工业有产出,学术有影响”,张正友认为科学家既然在企业做研究,就“必须为公司不确定的明天做好准备”,具备将成熟技术进行产品化落地的能力。

在波士顿动力(Boston Dynamics)推出机器狗产品之后,外界对双足站立机器人的兴趣度大增。但张正友认为这只是学术上的自娱自乐,成本消耗极大增加,实际功能却没有明显提升。

今年初,机器人实验室发布全球首个足轮一体机器人,能解决机械设备在平坦和崎岖地面的多场景应用难题,应用在机器人巡逻、安保和救援等领域,这就是将技术进行产品化落地的案例。

腾讯是一家作风务实的公司,对很多技术都有中短期落地的需求,很少轻易All in一个看不清的领域,而科学家们能帮助腾讯进行判断未来趋势。

领导腾讯安全实验室的一位要求匿名的科学家,在向腾讯副总裁丁珂做汇报时,同时做了两份规划,一份是商业规划(BP),一份是战略规划(SP)。

战略规划是帮助腾讯在不擅长、看不清楚的领域做预判,如何具备领先性。商业规划则着重于3-5年内,讲述实验室如何在商业上持续运营,对公司有哪些实际贡献。

而诞生于大公司内部,实验室也需要向很多业务团队提供技术支持。业务团队不希望落后于竞品,实验室当然也要证明自己超出同行的价值。

就在腾讯提出“科技向善”的新愿景之后,作为公司团队的一部分,这些实验室也要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面采用“无纸化”方式登记,用户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上自主申报,降低了普查成本,提升普查效率。向微信提供相关技术的就是优图实验室,他们的身份证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让用户拍照上传证件,就能实现人证核查。

去年五月中旬,量子实验室团队与澳门科技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共同研发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计划透过虚拟筛选的方式从10亿多个分子中寻找应对新冠病毒的潜在药物。

整个过程需要庞大的计算力支持,借助腾讯云的算力,量子实验室提出优化方案方法来加速虚筛流程,将整个计划的时间压缩到2个月左右。

实验室负责人张胜誉说,“从新冠药物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科技不止可以提高生产力,在一些关键事情上,也关乎生命安全,这种硬核科技需要我们长期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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